薛华笔下的宗教改革和真正的自由
马 多
最近在看一本叫《前车可鉴》的书，作者据说是美国近代一位响当当的人物——弗兰西斯•薛华。由其名，我联想起了在中国大大有名的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•培根；由其像，蓄着一部小山羊胡子，介于东方人和西方人之间“中西合璧”的相貌，令我想起了那位古代智者——苏格拉底。这当然是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，或曰文学家们所称之为“意识流”的那种东西在脑子里流动——看似无厘头，但又并不满足于无厘头的解释。据说，薛华的妻子和前不久刚去世的大布道家葛培理的妻子一样，都是出生在中国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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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前车可鉴》，很显然，薛华这本图文并茂的书，“前车”与“可鉴”，他是在做一个“借古喻今”、“以史为鉴”的工作。书中，薛华以精炼的笔法，亦即中国人所谓的春秋笔法，把甄别筛选过的、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有影响和代表性的材料，按着时间先后次序串接起来，呈于书中，让读者
对于古代罗马，薛华说：“从许多角度看，罗马是伟大的，但就人类面对的基本问题，它却没有真实的答案。”（《前》P2）薛华无疑是一位冷静而训练有素的学者，为了仔细观察和明辨“云山雾罩”中的当今社会，他像一位杰出的工匠，有一副严密的头脑和运用娴熟、行之有效的工具。在他《前车可鉴》的书中，若隐若现地、我们始终可以发现有一副“量度的杆”从头到尾伸展在他的书中。薛华说：“要了解我们在今日世界中所处的形势，例如我们在思想活动、文化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情况，我们必须沿着历史上三条路线去追溯：哲学、科学和宗教。” （《前》P2）
在对西方古代罗马、中古时代、文艺复兴进行有理有据提纲挈领的分析后，薛华的笔触沿着时间脉络自然进入到另外一个重要的分水岭——宗教改革时期。对于我们中国人，相信西方历史上的“宗教改革”对大部分人来说是陌生的，甚至可以说是难以理喻的。果真如此，那么薛华的《前车可鉴》可以为你揭开一层神秘面纱，宗教改革的“庐山真面目”和因之而来的美丽景致，以及内中仍嫌不够协调的地方，都浓缩展示在你眼前。套用一句经济学上的术语，通过该书，你可以以最小的投入（时间）收获最大的产出（知识）。
薛华写道：“宗教改革就是前面‘中古时代’一章篇末所提到的反动，这是对变质的宗教和变质的俗世社会的一个反动。”（《前》P59）由是观之，我们可以看到“变质的宗教”和“变质的俗世社会”是导致宗教改革的两大因素。在历史文化的沉淀中，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留下了人文主义的渍痕，就连理应卓尔不群的基督教教会也未能幸免。针对此一现象，薛华写道：“当时人文主义已窜进教会，造成教会权威与圣经权威平分秋色，甚至有时竟比圣经更权威，也造成教会注重借人的功德以获得基督的救赎。”（《前》P59）就像从妇女的穿着打扮上可以略略领教一个社会的精神时尚一样，对于宗教改革时期人文主义的盛行，薛华从俯拾即是的艺术品中寻找线索：“例如拉斐尔在梵蒂冈他的一个厅里，把代表希腊非基督教哲学思想的一幅《雅典学院》挂在另一幅名为《争论》的画对面的墙上，《争论》这幅画是描绘争论弥撒意义的。……米开朗基罗在梵蒂冈西斯廷教堂天花板上的作品，也糅合了圣经和异教的思想，他把异教的女先知与旧约先知并列，但丁的著作也有同样的情形。”（《前》P61）
“混合”带来“模糊”；“模糊”带来“混淆视听”；“混淆视听”——套用一句流行语来表达，那么教会必然成为“具有××特色的人文主义”。人心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哪还能够从教会领受来自圣经纯全而绝对的信息呢？正是基于此，马丁•路德和加尔文等宗教改革者才逆流而上，以先知般的勇气和智识正本清源，高举圣经，喊出“唯独圣经”的口号。
“宗教改革家回归圣经真理时，立即可见两个效果：‘殊相与共相（意义）’的对立问题即可迎刃而解，科学与艺术也得以在上帝的圣经真理基础上自由发展。因此，宗教改革的基督教和人文主义基本的弱点和贫乏对比一下，即见高下，可叹的是，这种人文主义竟流传至今。”（《前》P64）
“更重要的是，圣经说出了人类的本相。圣经对每一个个体都赋予意义，特别是那些与个人有重大关系的个体。圣经把个人看得很伟大，但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却未能赋予人类什么意义，这是铁一般的事实。另一方面，圣经说人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，并非一部机械，这显示了人尊贵的本质。”（《前》P64）
有人曾说过一句话：“信仰越纯粹越有能力！”我非常喜欢这句话。纯粹的信仰能大大锻造一个人的品性，而一个人的品性中如果像宝石一般包含着“圣洁、公义和爱”的因子，那么上帝的大能就会加注在这个人的身上，使他因信仰而活出能力。
在《前车可鉴》中，薛华借白克哈特之口，说出了一段饶有趣味的话，个中三昧，令人三思：“白克哈特指出，北部的宗教改革和南部的文艺复兴都提倡自由，但南部却流于放肆，而北部则无此现象，原因是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中，人没有办法给人生各个殊相赋予意义，同时在道德范畴中无从得到绝对；北部就不同了，宗教改革中的人活在圣经真理下，在自由中抓着了绝对价值。”（《前》P78）
自由，是一个热门话题；自由，也是一个常常被误解甚至滥用了的话题。如果在观念上自由也可以划分出三六九等的话，那么，我想说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，是下等的自由；不想干什么就不干什么的自由，是中等的自由。这样说来，上一等的自由又是什么呢？我在薛华的书中领悟到，既要“远避恶事”又要“行公义好怜悯”的自由才是上上等的自由。
《前车可鉴——西方思想文的兴衰》，（美）弗兰西斯•薛华（Francis A. Schaeffer）著，华夏出版社出版，定价：32.00元